“冠旭-至诚”探索社企合作路径获肯定


 

转自:2011年10月24日深圳商报A15版(全文转载)


10月21日,参加首届全国企业社会工作建设研讨会的100多位嘉宾们来到深圳社工服务进企业一块长势良好的“试验田”——深圳市冠旭电子社工服务中心实地察看。这个有2000多名员工的大型企业在龙岗区首个“自掏腰包”把两名社工请进工厂,运行一年多来,董事长吴海全称企业尝到“甜头”。冠旭电子和至诚社工机构探索“社企合作”的路径,引起各地嘉宾浓厚兴趣。


  “企业社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之时,回头再看首届企业社工研讨会将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的会议。”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在研讨会闭幕后总结说。他代表中社协向深圳冠旭电子有限公司颁发了“全国优秀企业社会工作示范单位”,并鼓励各地在研讨会后能勇于付诸实践。


  企业:会继续购买服务


  “与深圳大多数企业面临的问题一样,如何更好地处理好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创新企业管理模式,降低员工流失率,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是我们引入企业社工服务的直接动力。”冠旭公司董事长吴海全坦言,面对一个以新生代劳动者为主的2000多人的高科技公司,他需要社会帮助。2010年8月份,他们怀着“试一试”的想法,与深圳市龙岗区至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达成由企业自主购买两名社工服务的协议。


  虽然是次“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反而倒是没有任何包袱的“开放式”合作。而“冠旭-至诚”联手的首要目标就是降低员工流失率,解决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纠纷。他们新创的“企业社工+人民调解员”模式,就是在冠旭电子长期驻厂的社工们联合企业内部的人民调解员,一方面注重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员工之间的矛盾化解;另一方面加强年轻员工的心理、情绪的引导和关爱,成为了冠旭电子企业社工与人民调解员合作的主要内容。吴海全说,截至目前,社工受理个案调解3宗,心理辅导138次,面谈118次,员工流失率下降一半以上。


  专业社工的到来不仅解决了“老板的烦恼”,对员工“公司-食堂”的单调生活路径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吴海全说,至诚社工对冠旭电子员工进行了摸底式的问卷调查,撰写完成《入户访谈报告定性分析》和《员工需求调研报告》,为企业管理层提供了非常完善丰富而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在企业大力协助下,社工们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各样文化活动,共举办各种互动上百场,服务近万人次。


  “他们充分考虑企业和员工双方利益诉求,寻求最佳的途径谋求‘双赢’的解决之道。我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注到企业社会工作上,诚邀社会工作者们进驻企业,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解决企业员工流失、职工思想困扰等问题。”吴海全说,冠旭将把购买社工服务继续下去。


  社工:够专业才会成功


  “在诸多社会工作服务领域,企业社工被认为是最具有挑战性领域之一。”龙岗区至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甘照寰说,这不仅是考验NGO组织的专业质素,更是一个对社工组织改变单纯依赖政府或公益资金的帮助,产生自我“造血功能”的尝试。从冠旭开始,如今的至诚已经获得四家企业购买社工服务的“订单”。


  甘照寰认为,社工要进企业“扎根”必须先将自己介绍出去。他说,在冠旭成立社工服务中心之前,社工们首先通过“扫楼”式的入户探访、广播、早会、宣传单、宣传栏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使企业员工对社工的知晓率达到90%。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甘照寰借用中医“望闻问切”的程序,提出至诚社工如何全面了解企业,逐步打开工作局面。他说,首先是“望”,全面了解企业的发展历史特色,资源分布与获取路径等信息。其次是“闻”,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企业服务活动与会议,体验企业的执行方式。再次是“问”,走访企业、社区、街道等各相关部门,调研员工需求,收集员工意见与问题。最后是“切”,综合多方需求,设计服务方案。而成功的关键,则在于注意本土化人情环境,理顺关系网。


  服务过程则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第一步,服务企业后院。开展员工业余活动,关爱弱势员工,提供危机服务。第二步,协助企业管理。搭建员工申诉渠道,会同企业开展调解工作,开展员工职业生涯规划活动,维持和谐的企业秩序。第三步,促进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建设。


  前景:本土化开放发展


  赵蓬奇表示,在冠旭社工服务站的实地参观触动很大。他认为对本土化企业社工应有一个基本的设计,通过本次的论坛,感受到企业社工的服务对象还应该包括政府、企业家、社区,而不仅仅是员工群体。社工要把实务问题解决好,做到“领导看得见,百姓接受了”。在发展企业社工的同时别走形式照搬,要有比较好的实务发展模式。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余智晟也认为,社会工作有无限发展性及想像的空间、强可塑性,社工要有开放性,适应不同的需求和发展,企业社会工作也要适应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企业而选择不同的具体形式。他说:“我不倾向提深圳社工模式这个说法,提模式容易被认为很成熟、已固化,我倾向于认为深圳形成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种路径,其他省市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径。企业社会工作尤其要鼓励大胆探索。”